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给世界各地的人们带来了诸多不变。
保持社交距离让美国人特别沮丧，但是中国大陆却很少有人谈论这些问题。那么，东西方文化和心理在保持社交距离方面存在哪些差异呢？
我们知道，许多美国民众反对保持社交距离政策。而且美国精英阶层也并不赞同这一政策。
例如，耶鲁大学教授，《大连接》、《蓝图》作者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Nicholas Christakis）警告大家说，保持社交距离会“抑制人类和进化中根深蒂固的联系冲动”。同样，记者格Greg Miller和其他人列举了可能的后果，包括“心脏病、抑郁症、痴呆症甚至死亡”。
克里斯塔基斯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很少有人谈论这些问题。中国的社交媒体几乎搜索不到与“社交距离”有关的帖子。
调查数据显示，中国人更担心个人及其家人和朋友的安全；生活方式的改变；无聊；禁足；在管理工作、养育孩子和家务劳动时过于密切的家庭联系，以及互动时间延长带来的冲突。检索中国学术文献数据库也没有这一主题的文章。
西方人会觉得这种违背直觉的现象特别奇怪——向来喜欢扎堆的中国人难道不应该比美国人更关心保持社交距离带了的焦虑么？
东方社会和西方社会都需要社会交往，并且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满足这些基本的需求；然而，东西方交往的策略却大不相同。
在更加个人主义的西方，人们爱自己的家庭，但是严重依赖朋友，人们会更多的依赖和朋友之间的关系来确定自己的身份认同，即通过朋友确认“我们究竟是谁”。并且通过这些友谊凝聚成“选定的大家庭”。
不幸的是，无法近距离接触让这种需要细微人际互动的关系变得困难。
康奈尔大学的研究人员Duyen Nguyen和Susan Fussell的研究表明，与中国人相比，美国人在交流过程中更加依赖非语言行为线索，例如，转头、面部表情和眼神交流。而且，西方人也更加善变（skittish）——例如，他们在看到对方缺乏肯定的肢体语言时，更有可能认为对方对此缺乏兴趣或不想参与。
由于网络无法传达这些微妙的行为线索，因此，仅仅依赖Zoom或FaceTime与他人联系的美国人可能会发现自己更加难以和他人保持连接。
相比之下，在中国这样的集体主义社会里，人们倾向于通过家人血缘关系或同学之间的特定关系来满足他们的社会需求，而且这些关系也不需要太多交流进行维护。事实上，王琦（音译）最近发现，亚洲人几乎可以从任何一种社交互动中获得亲近感，包括谈论天气。因此，即使在长时间的社交隔离过程中也很容易保持联系感。
这并不是说新冠病毒的大流行不会困扰中国人，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大流行绝对也会对中国人带来烦恼。例如，2003年对香港SARS幸存者进行的研究发现，幸存者不仅受到了创伤，而且在一年后，他们的“抑郁、焦虑和创伤后症状的程度都非常高”，但有趣的是，这种痛苦只与疾病本身有关。
尽管在2003年香港实行了社交隔离政策，但其可能带来的不良影响很少引起中国人的关注。值得注意的是，研究发现，在SARS流行期间，香港居民通过社区之间的联系，让自己的社会联系增加了不少。
美国人在保持社交距离时体会到的不安的感受，会不会也有可能和中国人的模式一样呢？的确可能，毕竟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等文化现象当然是非常复杂和动态的。
我们可能会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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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大流行及其随之而来的经济影响是否足以证明美国人的极端个人主义受到了足够大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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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可以说，这种极端个人主义已经到了人类历史的极值？
在美国，由于不能返校，很多大学生都回到了父母家里，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并且可能会产生持续的影响。（注：西方社会青少年成年后，和父母的关系会越来越疏远，而不是像我们一样几代人聚集在一起。）
如果不是这场疫情，这些成年儿童（adult children ）不可能会更加敏锐地意识到血缘关系在危机中提供的安全网。
更重要的是，一场严重的经济衰退可能会让各种各样的失业家庭成员更加主动和积极地抚育自己的子女。核心家庭可能会变得不只是核心几个成员；多代同堂的家庭可能会激增，非常年轻的人可能会出现一种更加集体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已经潜伏在美国的许多地方。在大流行之前，这种集体主义倾向被崇尚独立的美国牛仔文化的话语权压制着。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大流行在中国可能产生了相反的效果。许多中国城市的离婚率急剧上升，显然，离婚是一件十分个人主义的事情。
根据彭拜新闻国际版「第六种声音」的说法，“深圳的离婚大幅上升，以致于夫妻必须提前一个月预订才能排上队。”而在湖南的一个小城市，办理离婚手续的工作人员忙得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似乎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集体主义文化下的人际距离变得越来越疏远了。
当然，居家隔离带来的压力也促成了一些夫妻选择离婚，中国的家庭暴力事件也激增了不少，这和美国的情况类似。但有些分手似乎可以追溯到个人主义思想的出现——例如，强调选择、自愿，淡化责任和义务。
因此，当34岁的张宁发现自己连续几个月被困在武汉的家中，独自照顾儿子和公婆时，她的丈夫激怒了她。
她对第六种声音说：“当我打电话给他想释放我的情绪时，起初他安慰了我一点，但后来他变得不耐烦了，”
后来有一天，丈夫厉声呵斥她：“难道这些不是你应该做的吗？”——这是典型的集体主义话语。她说，事情就是这样。
简言之，尽管中国人可能不像美国人那样体会到社交距离带来的焦虑，但这场大流行似乎在某些人身上带来了个人主义的思维方式。当然，离婚率和合理性只能说明中国这个庞大故事的一小部分。
结语
全球化让东方和西方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或许这次全球疫情能够让东方人更加个人主义一些，西方更集体主义一些。但愿这场灾难会让东西方彼此的心理距离更加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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